陈畅：读读外国女人在上海的老故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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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海纳百川”，“番妇”入关
作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陈 畅
◤上海开埠之初，虽然是被迫接受“番妇”入关，但是，对于以凯瑟琳·洛克哈特夫人为先驱来沪的西方妇女，上海表现出的“平静的接纳”。
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二条明文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至此，清政府坚守了近百年的“禁止夷妇进入口岸”政策破冰。而后，同样的内容出现在清政府与美国、法国、瑞典、挪威等诸国的双边或多边条约中。
在此之前，清政府为什么把“番妇”入关问题看得如此重要？
一是“男女大防”、“夷夏大防”，“番妇衣着暴露，随意与丈夫之外的异性拥抱、握手”等风俗，有悖中国传统社会固有伦常秩序，而这些伦常秩序是延续中国数千年的国家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
二是清政府企图以此举造成外商夫妇两地分居，迫使其不能长期逗留广州。核心还是一个“防”字。1842年8月，鸦片战争战事在中方已不可为，中英举行缔结“和约”的谈判。曾亲历前期谈判的张喜有如下记载：“十四日（公历8月19日），微雨，黄（代理江宁布政使黄恩彤）、咸（四等侍卫咸龄）两大人出城与夷人会议，不许夷人携带家眷。”
江宁交涉已经是城下之盟，中方代表们竟然还将“番妇”问题专门提出，因为道光皇帝下给“和约”主谈人耆英的指示是：“夷妇”问题“毋庸议……不可稍涉含糊。”可见，纵使战败，大清皇帝对“夷妇禁令”仍不想让步。当然，最后已经不是他想与不想的问题了。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次年1月，一位名叫凯瑟琳·洛克哈特（Catherine Lockhart，1823～1918）的英国妇女，随其丈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的第一个外国女性公民”，也因此而被外侨社会昵称为“上海之母”。
继凯瑟琳之后，美、法等国很多传教士的家眷接踵而来。
著名的如：1844年底，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被认为是上海美租界的创始人）夫妇来沪，同行的还有伍智（H.W.Woods）、葛拉汉（R.Graham）、塞尔（J.Syle）三对传教士夫妇，甚至还有三位单身女教士；1847年9月，美国浸会差会传教士晏马太（Yan Matai,Matthew T.Yates，上海的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英文名字为Yates Road即晏氏路，以及沪江大学的思晏堂等，都是为纪念晏马太而命名的）夫妇来沪，托弼（T.W.Toby）夫妇、叔未士（Rev.J.L.Shuck）夫妇同年也抵达上海；1854年9月，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仁（清心堂是美北长老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教堂，1860年在南市陆家浜娄理仁家中成立）夫妇来沪。
而1845年9月去世的牧师之妻伊丽莎白·威桑·费勃拉柴（Elizabeth.Witham.Fairbrother），则是“上海外国人死亡的最早记录”。
据统计数据显示，1848年在上海的西方人士为159人，其中女性7人；185l年在上海的西方人士为2l0人，其中女性17人；1855年，上海外侨378人，妇女46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西方人士基本上可以在中国不受限制地居住、旅行。
来上海的西方妇女不但人数增加，更主要的是身份变化，不再局限于传教士家眷，开始出现外交官或商人家属，甚至是独自来华的女传教士、旅行家等。
范约翰和妻子范玛利创办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60年3月来沪的范约翰夫人范玛利（Mary Farnham）；1900年来沪的伍伯莱夫人（Mrs.John Woodberry）；英国女作家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Mrs.Archibald Little）；苏格兰女传教士伊莎贝拉·威廉森夫人(Mrs.Isabella Williamson)等。
颇有意味的是，上海在五个通商口岸中虽然最“名不见经传”，但是，西方妇女在进入时却最为“顺利”。虽然上海社会对待西方妇女进入的心态也有一个梯次演变过程，但是，这个演变较之其他四口岸最为迅捷。
上海开埠后陆续到来的西方妇女，虽然其工作成绩不能与在传教、行医、翻译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丈夫、父兄或是同事相比，但她们同样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各种事务活动。
如凯瑟琳随同丈夫一起设立医馆，作为丈夫的得力助手，为民众提供精湛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小刀会战乱”期间，辛苦工作，直到病倒。
△裨文女中
1854年美国北长老会的娄理仁夫妇，与甘撒母耳夫妇、梅理士夫妇等创办两所小学；1853年到1870年的近20年间，浸信会的上海传教工作主要由晏马太夫妇负责；美北长老会的范约翰夫妇，1860年在大南门外陆家浜创办清心男塾（今上海市南中学），1861年创办清心女塾（今上海市第八中学），学生多是因太平天国战乱避难来沪的难民儿童；1880年美国浸礼会的台佛史夫妇，除主持教堂工作外，还开办学校；1881年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夫人，捐款将原设于北京的女子寄宿学校迁至上海并建裨文堂，后发展成裨文女中。
1883年美国女公会派黎施德女医生来上海开展工作，两年后在老西门开设妇孺医院，共有100个床位，是上海第一所妇女专科医院，上海人习称“红房子”医院；19世纪末美国安息日浸礼会差会派史尔内和帕尔特两名女医师先后来沪，负责医疗及戒烟工作。
1900年美国宣道会的伍伯莱夫妇，在北四川路1578号建立守真堂，并设守真中小学和一所圣经学校，他们还面向外籍水手开设学习汉语的英华书院，伍伯莱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伍恩素、伍恩兰负责守真堂事务。
在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之外，有些女教士还不遗余力地倡导“不缠足运动”等，以她们的行为活动影响晚清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积极倡导妇女解放。
△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
此外，著有《蓝长衫的土地》的英国女作家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著有《中国的旧马路》的苏格兰女传教士伊莎贝拉·威廉森夫人等，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埠之初，虽然是被迫接受“番妇”入关，但是，对于以凯瑟琳·洛克哈特夫人为先驱来沪的西方妇女，上海表现出的“平静的接纳”，表现出的其他四口岸难以企及的包容度，正是被后人解读为“海纳百川”上海精神的初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真正的大智慧。（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原载于社科报总15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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